我购买章立凡先生《君子之交如水》一书的最初动因，缘于该书录有章乃器先生先生的通迅录，向我们透露了一九四O至一九五O年代这一大变动时期政治领袖、民主人士、文化名人和企业家的住址、电话，其中包括：周恩来、董必武、陈云、郭沫若、黄炎培、齐燕铭、胡愈之、章伯钧、翦伯赞、胡厥文、李济深、朱学范、沙千里、
对于历史而言，细节犹如细胞，维持着肌体的运行，而在大多数时候，我们能够看到的，只是历史的躯干、四肢、骨骼、血管，试图通过它们的动作、状态、力度、方向，打探历史的真相，而作为细节的历史，则如同细胞，被我们视而不见。历史是所有细节的总和，在细节消失之后，历史亦将遁形。那些经过我们确认的历史器官，无论它们多么重要，都仅仅我们想象中的虚拟器官而已，它们只存在于纸上，像示意图一样，适于悬挂，有来路不同的术语与它们一一对应，但它们并不属于真实的肉身，在脱离肉身之后，它们不再具有任何正常的生理机能。我们的历史，就是这样充满了大框架、主义、概念，它总是试图为我们提供一架现成的历史望远镜，来取代我们自己的眼睛。但是透过这架望远镜，我望到的只有虚无。焦点是虚的，内容是空洞的，我什么也看不到，更无法根据自己看到的现实，对示意图进行证实。
在柏克莱大学访学的时候，我曾与历史的叙述方式与史景迁（Jonathan D. Spence）先生有过探讨。曾有学者把史景迁的史学研究称为历史侦探学，正是通过被湮没的细节，他搜寻历史的蛛丝马迹，并最终发现历史的真相。显然，没有《郯城县志》，甚至《聊斋志异》提供的线索，他无法完成《王氏之死》(The Death of Woman Wang)的写作。“妇人王氏穿着软底红棉鞋，躺在被白雪覆盖的林间空地上，越过她的身体，我们才进入真正的乡村世界，走进我们先人的苦难和梦幻之中。”（庄秋水：《史景迁的“历史侦察学”》）而令史景迁这类史学家困惑的是，中国的史书编纂从来都大而无当，“找不到类似验尸报告、行会活动记录、详尽的土地租约或教区人口出生、结婚和死亡的登记材料，而这样的材料已使人可以非常详细地了解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了。”（史景迁：《前言》，见《王氏之死》，第四页，上海：上海远东出版社，二OO五年版。）
《君子之交如水》并非史学著作，而如作者所言，“是介于回忆录与历史资料之间的文本”（章立凡：《序》，见《君子之交如水》，第一页，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二OO七年版。）。但是，作者具有更加可靠的历史观，所以，总是尽可能地提供历史细节，除了上述通迅录以外，在他的历史叙述中，还容纳了大量的日记、会议纪录、书信、日记、便条、口述等，比如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对梁漱溟的批判，书中就对毛的文章《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》、梁本人的回忆《梁漱溟问答录》，以及章乃器先生在会议期间所写日记进行比对，而这种比对，无疑是十分重要的。作者为此所做的努力清晰可见。是细节，将历史的断线联结起来。我们对于某一历史的整体记忆，往往不是由一些空洞的概念，而是由一个具体而细微的细节唤醒的。它们不是历史的佐料，而是历史本身。
当历史以史书的形式呈现的时候，历史本身正在消失。没有人能够抗拒时间的意志，但人们从未因此而放弃抵抗。诗人西川说：“记忆属于每个人。若非遇逆向力量，记忆便会渐渐褪色。这符合力学的基本原理：水流遇障碍而汹涌，风筝遇逆风而攀高。”（西川：《通过解放过去而解放未来》，见《深浅》，第二四六页，北京：中国和平出版社，二OO六年版。）在章立凡所述的历史中，章并非主角，甚至在大多情况下，连当事人都算不上，但作为章乃器之子，他无疑是我们窥视那段历史的一把梯子，他的位置不可或缺。只有当成千上万的章立凡出现的时候，我们才可能将那些分散成碎屑的历史记忆重新组装起来，完成那幅惊心动魄的历史拼图。
（《君子之交如水》，章立凡著，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7年1月版，定价：25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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